西谚有云：“Ｅｖｅｎ Ｈｏｍｅｒ ｎｏｄｓ．”（即使荷马，也打瞌睡），这与中文里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”的说法异曲同工。《杨振宁文录》是我激赏的一部书，读后曾撰《秋水文章不染尘》抒发一己之得。自然，就全书荦荦大端而言，无疑当得起这样的评价；但在文章中，杨振宁对于哲学偏激的态度，则令我初读此书时
杨振宁对于哲学的偏见，主要体现在该书《谈谈物理学研究和教学――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五次谈话》中。
当被问到“一个念物理的人应当怎样看待哲学”时，杨振宁回答：“哲学这个字有很多含义。在西方物理学家的文章里，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。一种是哲学家的哲学，还有一种是对物理问题长、中距离（甚至短距离）的看法。”
有人问：“第二种哲学是否指思想方法？”杨振宁回答：“不是。思想方法，如坂田所说的，是真正的哲学，即第一种哲学……而第二种哲学无非表示你的看法怎样，你注意什么问题。它对物理学有关键性长期性影响……它和一个人的风格、喜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……每个人根据他过去的经验都会形成他自己的哲学（第二种）……至于第一种哲学，我认为它和物理学的关系是单向的。物理学影响哲学，但哲学从来没有影响物理学。”
接着，又有人提到：“爱因斯坦认为他自己受休谟与马赫哲学的影响很深。”杨振宁则说：“我不同意他的说法。我认为他之所以成功，不是这个原因，而是由于他的第二种哲学。”在这里，杨振宁承接了前述第二种哲学的“距离说”，将研究物理学比喻为观察一幅画，认为“物理学需要近、中、远三种看法。当然，如果你能一下子就看出了远距离所能看到的Ｐａｔｔｅｒｎ（一种大范围的规律），这当然是大贡献。但是，这种可能性很少，甚至不可能。所以必须从近距离开始。”
杨振宁说：“总之，知识的流向是由近到中、到远的，而不是反过来的。例如，量子力学建立后，它对哲学有很大影响，但是海森伯和薛定谔不是从哲学出发，而是从研究原子光谱出发建立量子力学的。我完全不同意坂田的那种想法。我认为坂田对物理学有相当贡献，不过这不起源于他的哲学，而起源于他对物理实际的认识。我不同意他自称起源于哲学。他从哲学出发的那些做法都是不出结果的。我认为他越少用哲学，他的成就越大。”
从这一系列奇怪的对话里，似乎很难想象，这位把科学方法论（“第二种哲学”）奉若神明、以致于挥动理性主义的无情棒，击散哲学与物理学“金玉良缘”的学者，竟然与先前那位倡导“风格”、主张“性灵”的科学家是同一个人。这难免让人想起老黑格尔的隽语：“真理尽管稀少，却总是供过于求。”――即使在名家大儒那里，也概莫能外。
从科学的历程来看，物理学影响哲学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，哲学是否“从来没有影响物理学”？物理学是否越少用哲学，成就会越大？爱因斯坦关于休谟与马赫的“夫子自道”，是否能被杨振宁“主题先行”式的“我不同意”轻松打发？海森伯和薛定谔是否真的“不是从哲学出发，而是从研究原子光谱出发建立量子力学的”？
说到爱因斯坦、海森伯和薛定谔以及量子力学，有必要关注近代物理学的认识论原理。１９０５年，爱因斯坦建立狭义相对论原理时，曾提出了一条物理学的“相对性原理”：“绝对的东西（如绝对时间）是不可观察的，无法认识的，只有相对的东西（如相对时间）才是能观察和可以认识的。”
其实，这也是一条哲学认识论的“相对性原理”，那就是任何事物，只有在相对于其他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中，才能被认识；离开了它的对立物，就势必成为神秘而不可理解的东西。《红楼梦》第２２回《听戏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》中，贾宝玉曾因误会，与林黛玉发生龃龉，闷闷不乐。突有一日，他悟了“禅机”，写下两句偈语：“无我原非你，从她不解伊。”（Ｙｏｕ ｗｏｎ’ｔ ｂｅ ｙｏｕ ｉｆ Ｉ ｗａｓｎ’ｔ ｂｏｒｎ?Ｏｎｅ ｃａｎ’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ｅｒ ｆｒｏｍ ｈｅｒ ａｌｏｎｅ．）宋朝诗人陈与义也有诗云：“卧看满天云不动，不知云与我俱东。”可以说，贾宝玉悟出的“禅机”和陈与义观察到的现象，正是“相对性原理”及其体现。
与狭义相对论并称近代物理学两大柱石的量子力学，曾经使众多物理学家莫衷一是：为什么一个粒子的位置（ｘ）和它沿同一方向的动量（Ｐｘ），不可能同时测量准确呢（测不准关系）？以波尔和海森伯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的高明之处，就在于他们第一次明确指出；一个物理上的可观察量（如ｘ 与Ｐｘ）并非原来就存在，并非不依赖于观察手段而独立存在。
因此，对于物理实在（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）而言，在未测量前，可以叫作“自在之物”（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ｓｅｌｆ），而当它在我们的测量中表现为各种现象、反映为一系列数据与属性时，它就转化成了“为我之物”（ｔ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ｕｓ）。“自在之物”是绝对的东西，而“为我之物”才是相对的可以相对的、可以认识的东西。因此，在客体状态未发生改变时，并不存在任何数据。这也是物理学家惠勒（Ｊ・Ｕ・Ｗｈｅｅｌｅｒ）所言：“现象非到被观察之时，绝非现象。”（Ｎ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ｕｎｔｉｌ ｉｔ ｉｓ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．）
量子物理学进展所揭示的道理，不妨叫做认识论的“变革性原理”。也就是说，物理学上的一个可观察量，在本质上都是靠数学中的“微商”，即两个变量之比来定义。有趣的是，这个事实，既包含了“相对性原理”，也包含了“变革性原理”，算得上是物理学和哲学珠联璧合不落言诠的注解。
看来，这里拈出的“相对性原理”以及“变革性原理”，虽然不过是哲学丛林中的一片树叶，但当它在物理学的天宇中坠落时，却一叶铿然，天下知秋。事实上，对于当代先锋物理学中的“奇点”、“发散”以及原子理论等，也都可以从哲学的“有限无限”、矛盾转移甚至东方“元气论”里找到哲学的支点，诚可谓“邻壁之光，堪借照焉”。
英国哲学家Ａ・Ｎ・怀特海在《科学与近代世界》中说：“表现一个时代的主要活动的一套抽象概念获得惊人成就时，哲学的功绩往往会被完全掩盖下去。”这是十八世纪发生的情形。那是理性的火光映红天空的时代，是健康、豪迈、纯正的理性高踞宝座的时代，但那种理性是“用一只眼睛透视的理性，视野缺乏深度。”由于这一世纪惊人的成就，各种自然过程的机械论解释的观念，终于僵化为科学上的武断论，令人习焉不察。
哲学在这种特殊情况下，色调的区别只是停留在表面，无法深入到“无情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”的事实后面去。也许，这里用得上亨利・西季威克在《回忆录》中所说的：“哲学的基本目的，就在于把理性思维的一切部分完全结合，并清晰地连接起来。”
可惜的是，由于物理学对哲学的“傲慢与偏见”，拒绝在某种终极思想下再做推理，因而把哲学排斥在现代生活的现实潮流之外。在这样的氛围里，笛卡儿对哲学的态度，重新回到我们的眼底。他以自己的哲学所能向他保证的终极精神为立足点，然后再问这精神和他的科学假定的终极物质之间有何联系。对此，怀特海幽默地说：“现在，一方面是亚伦的杖，一方面是术士的蛇（《圣经・出埃及记》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受到法老阻挠。上帝命摩西之兄亚伦将杖掷于地变成蛇，法老亦命术士变出蛇，后亚伦的蛇将术士的蛇吞食殆尽）。从哲学方面来看说，唯一的问题是谁吞了谁的问题；要不然就像笛卡儿所想的那样，两者将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”
而能否真正实现这一点，我们首先需要做的，也许是将物理学家们从昏昏沉沉的瞌睡中唤醒。
